「相」系列作品是對於人的生存情境及願望的一種表達，這些頭部造像不是具體的，帶有個性特徵的肖像，而是一種風格化的具有普遍性的「類像」，近似於語言中所泛指的「人類」概念。在藝術史上的各個時期，這種「模式化」的面孔形象是相當普遍的，從古代埃及的法老像，到希臘眾神的形象；從中國仰紹文化的陶人到佛教造像。面孔作為一種偶像崇拜或對超自然力量的一種溝通方式，對當時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在西安臨潼發現的秦兵馬俑，因其是替代真人作為始皇帝的陪葬品，就有著逼真、寫實的風格，其作用就如秦始皇統領他的大軍攻城掠地一樣，這些兵俑陪伴著他，守護著他的地下王國。我們幾乎能辨認出它們的面孔，就如我們現在看到在陵墓封土上勞作的村民一般面熟。而在製作這些陶俑的同一時期，在西方，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希臘，進而把一種希臘化(Hellenistic style)的造型樣式隨著其帝國的擴張彌散到整個歐亞大陸。這時的造像面孔也逐漸由一種標準的模式轉化為追求個別和肖似的寫實風格。有趣的是，進入20世紀以來，由於形象的寫實性已經喪失其幾本功能，藝術家創作的面孔也失去它的個別性，如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或亨利．摩爾(Henry Moore)的作品，其意義又演化為一種泛指，敍說著關於大寫的人的故事。

　　我所作的「相」系列，同樣承載著這一古老的命題，試圖去呈現面孔之間的對話與交流，進而完成觀者與它們的溝通，而彼此間的訴說卻是跨越時間與空間界限的。通過翻模產生的基本造型保持了一種穩定的風格，而個別的局部塑造又使它們具有細微的差異。造型高度風格化，形象的誇張在於弱化其自然特徵，而更加強調其精神屬性。它們保持著一種矜持、寧靜的微笑，就如希臘古風的微笑(Archaic smile)一般。同時它們還有一種超然、冥想的神態，由此又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從技術層面來說，通過高溫的燒製，使陶泥的質感得到充分發揮，斑駁的色調變化，體現出作品的歷史痕跡與厚重感。另外一種施以啞白釉的作品，是對古希臘大理石和中國唐代彩塑粉底的一種回應和指稱。用銅及銀色金屬絲構成髮髻，即是材料的一種對比，也是想表達出形式語言的現代性。

　　 創作這一系列作品的過程就如創造一個新的生命族群，一旦完成，冀望於他們彼此間就會形成自己的生命並彼此交流，這也是把自己的意圖與觀點外化為了一個獨立於創作者的世界。儘管聽上去這幾乎是現代版的皮格馬利翁(Pygmalion)的故事，但是我確信，面孔的魔力不是來自酷似與美麗，而是其所承載的象徵意義。實際上，人的視覺與情感對面孔是最為敏感的，對新生的嬰兒來說，最有意義的視覺發展就是能夠識別母親的面孔。而對於心智完善的成年人來說，任何面孔都是有意義的，敵對或者是友善，歡樂或者是痛苦。而我們總會把他人的情感投射為自己的體驗，這就使面孔的表達具有了豐富的意義。人類學家曾經斷言，面孔識別的敏感度，表示人類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生存的物種，其重要性在於，人類以此捱過了嚴苛的自然環境，戰勝了其他物種的威脅，從而在大地上生機勃勃的繁衍、興盛起來。

　　 雖然極為簡單的方式就能夠製作面孔，幾個點，大致放於五官的位置就能產生一個生動的面孔，人們幾乎能從斑駁的牆壁或電器物件上也能看出一幅幅面孔，但是具有某種特性的面孔形象不僅能夠喚起我們的情感，而且還具有文化指向。在人類早期藝術中，面孔被賦予了一種神秘的力量，對個體生命及部族的存亡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今天，在多樣性的人類生活與交往中，面孔所蘊含的意義將被發大為整個人類的普遍境遇與情感。通過「相」這一系列作品，我希望能夠把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在、身體與精神作一個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當然其始端是讓作品與觀眾面對面的去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