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力仁談「犀牛」作為當代圖騰：

犀牛這個形象，並不是一開始就被設定出來的，而是在長時間的創作過程中，逐漸成為我反覆回到的一個主題。

在持續做雕塑、觀察世界，並與材料工作之中，我慢慢意識到，犀牛同時包含了力量與仁慈這兩種看似相反，卻能並存的狀態。這不是理論上的設定，而是創作過程中自然浮現的體會。

犀牛比人類更早存在於地球上，卻在文明發展的歷史中，因為被賦予各種價值與想像，而逐漸走向脆弱與消失。這樣的現實，使我無法只將牠視為一個動物形象。

因此，當我以犀牛作為創作的核心時，我所關注的，並不只是牠本身，而是人類在文明進程之中，如何面對力量、節制與共存的問題。

我做的不是「像不像」的問題，而是「站不站得住」：它要能在空間裡成立，也要能在時間裡成立。

犀牛對我而言，是一種「可以承受」的形象：牠有重量、有節制，也有沉默。當它進入作品，不只是動物，而是一種讓人回到自身處境的提醒。

它會讓人想到力量，也會讓人想到仁慈；想到文明的堅硬，也想到文明必須懂得收斂。作品要做的是把這些感受放在一起，讓人自己去看、去感受。

那段經驗讓我看得更清楚：藝術不是只有被看見，還有被理解、被流通、被消費的方式。

在畫廊與展覽工作中，我看到作品如何被快速下結論，也看到話語如何掩蓋作品本身。這反而提醒我，作品要靠時間說話。

所以當我回到雕塑，我更在意的是：我做的東西能不能留下來，能不能在不同的場所、不同的年代，依然站得住。

材料本身就帶著歷史，也帶著使用的痕跡。

青銅、鋼鐵與工業金屬，曾經是建設、工具、甚至武器。它們不是中性的材料。你把它拿來做雕塑，它自然會帶出時間的重量。

我一直覺得雕塑要有「重量感」；不是只有物理重量，而是一種站在那裡就不會輕易被帶走的存在。材料的選擇，決定作品能不能抵抗時間，也決定作品能不能在公共空間裡成立。

雕塑一旦進入空間，就開始跟時間一起生活。

它會遇到清晨和黃昏，遇到四季，遇到風雨，也會遇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很多時候，人不是特地來看它，而是在路過的時候被它停住一下。

我喜歡這種關係：作品不急著被理解，但它一直在那裡。久了以後，時間自己會把意義帶出來。

我做犀牛，確實會回頭去看華夏文化裡，犀牛曾經怎麼被理解。

很早的時候，從青銅時代到古典文獻，犀牛並不是陌生的存在。你會看到犀牛出現在禮器與法器裡，例如犀牛尊、犀牛觥；也會在《山海經》這樣的文本裡，看到對牠的描述與想像。像「犀牛望月」這類典故，談的也不只是動物，而是一種觀看天地、對應自然的方式。

這些脈絡讓我更明白：犀牛在華夏文化裡，常常不是被當成奇觀，而是被放在「力量與秩序」「敬畏與節制」的關係裡去看待。

後來我在義大利 Bassano 的博物館，親眼看到杜勒 1515 年《犀牛》版畫的原作，感觸很深。杜勒並沒有親眼見過犀牛，只靠轉述與想像，就抓到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形象。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敬佩：藝術家如何在限制裡，仍然把精神抓得住。

所以我不把它當成東方或西方的對照，而是把它當成一條「觀看的歷史」：不同文明如何看犀牛、如何給它位置。我的作品只是把這些觀看重新帶回到今天，讓人再想一遍：我們要怎麼面對自然、面對力量，也面對自己。

公共空間是作品真正「被生活」的地方。

在美術館裡，人是帶著準備來看作品；在公共空間裡，人是在日常之中遇到作品。那種相遇更真實，也更平等。

我不希望作品只在特定圈子裡被談論，而是希望它可以被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遇見。有人停下來看一眼、有人成為每天經過的景色，這些都很好。作品能被生活承接，才算真正進入世界。

我不要求每個人用同一種方式理解。

有人看見力量，有人感到安定，也有人感到一點悲傷；這些回應都成立。作品能做的，是把一個形象、一種重量放在那裡，讓人有機會回到自己的感受。

藝術不必說服誰，但它可以留下來，讓你在某個時刻想起它。

藝術不一定能解決問題，但它可以讓人慢下來。

當速度太快，人很容易忘記自己正在往哪裡走。藝術的存在，有時就是提醒你停一下，重新感受你和世界的關係。

如果我的雕塑能讓人有片刻的安靜，讓他意識到自然、時間、生命並不只是背景，那作品就已經完成它該做的事。

對我而言，藝術是一種承載文明重量的方式——安靜地、耐心地，不急著下結論。